王利俊　

      在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古籍中，保存了许多精辟的格言古训，其中就有历代流传的官箴思想。这些戒奢从俭、反腐倡廉的居官之道，在今天仍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。

　　宋代的吕本著有《官箴》一书，它开宗明义，言简意赅：“当官之法，唯有三事：曰清，曰慎，曰勤。”清人石成金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，谓之“三不可”，即：清是做官本等，却不可矜清傲浊；慎是居上经心，却不可慎大忽小；勤是从政实地，却不可勤始怠终。此三不可，是居官最妙之法，亦是处己最妙之法。所以，千百年来，“贵廉洁，贱贪污”，自然成了官箴的首要内容。

　　其实，关于“廉洁”一词，古人早有明确定义：“不受曰廉，不污曰洁”。明万历年间的吕新吾续《小儿语》，就指出：“贪财之人，至死不止；不义得来，付与败子。”这句话告诉人们，贪财的人总是欲壑难填，永无满足之时的。但是他们不从对子女教育上用力，却从积蓄上用心，结果纵有再多的不义之财，也会被子女挥霍掉。

　　一代明君唐太宗集其一生统治天下的经验著成《帝范》，包括君体、建亲、求贤、审官、纳谏、去谗、诫盈、从俭、赏罚、务农、阅武、崇文等十二篇，几乎讲到了做皇帝应该注意的各个方面，其论理的深邃透彻，看问题的高瞻远瞩，确实令人叹服。我们不妨对其中“诫盈”、“从俭”、“赏罚”作一简单分析，去感受一个开国君主对人生和世界特别是对为官之道的非凡体悟。由反隋起义而位登大宝的唐太宗李世民，不仅自己虚怀若谷，从善如流，而且常常能不忘前事，引以为鉴，并以隋亡的教训警策自己和告诫皇子：殷鉴不远，戒骄戒躁！君王如此，太宗的贤臣张蕴古也曾说：“事起乎所忽，祸生乎无妄”，君王应“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”，只有“归罪于己，推恩于民”，才可以保天下，得民心。被太宗敬作“人镜”的魏征也一度微言大义：“自古失国之主，皆为居安忘危，处治忘乱，所以不能长久。”他告诫人们，要想做到居安不忘危，处治不忘乱，就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，务必具有谦虚之德，谨慎之行。“从俭”一篇，最集中地道出了这样一条真理：在俭朴和奢侈之间，人们只有正确地掌握好分寸，既不因为贫困而吝啬，也不因为富有而挥霍，才会作到出入有常，俭约兴邦，避免进退无度，骄奢丧国。“为臣贪，必丧其身。”太宗如此告诫群臣，为官莫贪，伸手必被擒！他进而指出赏罚的秘诀：如果奖赏一个人而天下的人都能深受鼓舞，就一定去奖赏他；如果惩罚一个人而天下的人都能引以为戒，就一定去惩罚他。奖罚分明，自然就会起到劝善止恶、行善防恶的作用。

　　与此相对应，“俭以养廉”，戒奢从俭，卢怀慎、戴胄、温彦博、魏征、于谦、于成龙等历代廉吏都具有俭朴的作风。身为唐开元初年的一朝宰相，卢怀慎有一次患病在家，朝臣去看望他时，只见围墙矮陋，竹席破旧，宴客的“佳肴”只是两碗蒸豆和青菜。唐户部尚书戴胄卒，太宗以其“居宅弊陋，祭享无所，令有司特为之造庙。”温彦博为唐尚书右仆射，“家贫无正寝，及薨，殡于旁室。”魏征宅内，“先无正堂，及遇疾，太宗时欲造小殿，而辍其材为征营构，五日而就。谴中使斋素褥布被而赐之，以遂其所尚。”明代兵部尚书于谦每次出巡都是空手而回，面对他人的不解，他只用“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吕阎话短长”的诗句释疑，并坦言“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直到他被害抄没家产，人们也只发现“家无余资，萧然仅书籍耳。”

　　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曾有一段传诵千年的名言，说的是：“夫君子之行，静以养身，俭以养德，非淡泊无以明智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他把俭朴作为培养个人道德情操的重要手段，强调不过清淡的生活，就难以坚定志向。春秋战国时代的韩非子则从贫富的角度，同样道出勤劳俭朴对于个人的重要：“侈而惰者贫，勤而俭者富。

　　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李商隐等政治家和文学家，更把俭朴上升到立国兴邦的政治高度。欧阳修道：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。”直译过来就是，忧虑、辛劳，可以使国家兴旺；安逸、享乐，可以使自己堕落。作为文学大家、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的王安石，正是以自己一朝宰相的洞察力和经验教训，无比深刻地指出：“豪华尽出成功后，逸乐安知与祸双？”生活奢侈豪华，都是出现在建国安邦的大业成功之后，历代的帝王们哪里懂得贪图安逸和享乐，却与灾祸临头成对成双。李商隐的“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败由奢”，以从前的贤人和国家为例告诫后人，成功都是因为勤俭，败亡都是由于奢侈。

　　为了弘扬清正廉洁、勤政爱民的官风官德，也为了自勉，古代不少官吏还经常在官衙悬挂楹联，昭示民众。当然，其中也不乏挂羊头卖狗肉者，专门写给人看，以遮人耳目，蒙混过关。不论其出于何种目的，单就楹联本身来说，还是有许多警策之语、醒世之言。

　　在这些衙署楹联中，有相当一部分是倡廉政、戒贪贿的。清代武承谟任无锡县令时，在县衙前的影壁上悬有一联，表明为官之道：“罔违道，罔拂民，真正公平，心斯无；|不容情，不受贿，招摇撞骗，法所必严。”清人余云焕为与义府衙署大堂所撰联云：“不要百姓半文钱，原非异事；|但问一官二千石，所造何功？”该联说明不搜刮民脂民膏本是为官者起码的官德，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事迹，重要的是享受着国家的俸禄，究竟有多少政绩。明朝弘治年间有一吏部尚书，曾在门上撰写一副对联，把京官登门送礼及外任官吏携带礼物进京行贿，均斥之为可耻的事情。该联云：“仕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；|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。”这里的“苞苴”一词，就泛指贿赂。

　　古代的地方官被称为“父母官”，有不少衙署楹联就是从勤政、爱民、摆正官民关系等方面而撰写的。比如清光绪年间，贵州安顺府知府文海在府署二堂就悬有一副自撰联：“一筹莫展，五载素餐，也算地方官，自问那堪称父母；|百姓忠良，七属静谧，仅偿温饱志，诚忍何以封君王。”前面提到的武承谟，在其县衙大堂悬挂的对联是：“人人论功名，功有实功，名有实名，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，终为无益；|官官称父母，父为真父，母为真母，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，总不相干。”其爱民、为民之心可见一斑。

　　历代官署楹联中，还有一些是反映做官的抱负、胸襟和官风、官德以及为官者自律内容的。南宋入蜀宣抚使余，为表明其治理好四川的决心，在官署大门就悬挂了“一柱擎天头势重，|十年踏地脚跟牢”的对联。明代的王阳明和清代的林则徐两人都喜欢用同一副8字对联：“求通民情，|愿闻己过。”以此倡导重调查、兴民主，广开言路。

　　贪官之所以会出现，除了体制、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外，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财利和情色的诱惑。晚清之际武昌知府方大缇说过一段话，对如何认识和抵御财利诱惑很有见地，颇值玩味：“对财利引诱，起初都在可取与不可取之间犹豫，偶然一次拿了，自以为于事无损，久而久之，则无所顾忌了。自爱的人当把利诱视作毒酒，饥渴至死，不可入口。”

　　面对这样一群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超凡脱俗的伟大灵魂，即使身处当今社会主义时代的许多领导干部，也大概会为之汗颜吧？！成克杰、胡长青、庞家钰、刘志华、杜世成、邱晓华等一批当代大贪官的纷纷落马，对此作了最好的反面注解。的确，我们不少的领导干部常常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，自己工作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但其喜好于灯红酒绿、沉湎于声色犬马、热衷于政绩工程的所作所为，其情趣庸俗、品德低下、无视群众的诸多做派，分明就是人民的老爷，其工作目的分明是为自己和小团体捞取政治资本，以不断满足日益膨胀的私欲。